利潤如何掌控了美國政治

(SeaPRwire) –   2月27日，就在美國總統唐納·川普下令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之際，他在馬拉歌俱樂部（Mar-a-Lago）與每位支付100萬美元餐費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捐贈者會面。透過競選捐款換取與川普接觸的機會，只是討好總統的數種方式之一。正如有關其家族加密貨幣利益的報導所揭露，直接將資金注入他家族私人口袋也變得比以往更容易。因此，公眾對最高層公職可能存在腐敗的擔憂有所增加。

但事實是，這個問題比任何單一政治人物都更嚴重，即使是像當前橢圓形辦公室的佔有者那樣舉足輕重的人物也不例外。

可以肯定的是，川普在這類問題上確實開創了新局面。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數據，經我在布倫南中心（The Brennan Center）的同事分析，川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MAGA, Inc.自2024年大選以來已籌集超過3億美元。這是前任連任總統籌款紀錄的五倍多，幾乎全部來自捐款100萬美元或以上的捐贈者。數據顯示，資金來源包括加密貨幣和化石燃料行業的領袖、旗下公司持有大型政府合約的其他企業家，以及獲得政府重要任命或甚至為家人獲得總統赦免的富有個人。一位獲赦免的企業高管甚至在申請中吹捧其母親的競選捐款。

近期報導也顯示，川普家族在他任職期間獲得了可觀利潤，儘管由於衡量標準不同以及缺乏公開資訊，確切估計數字有所差異。2025年8月，《紐約客》（The New Yorker）報導稱，川普家族的利潤可能高達34億美元。到2026年1月，《紐約客》指出該數字已膨脹至40億美元。

「川普先生利用總統職位賺取了至少14億美元，」《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我們知道這個數字被低估了，因為他的部分利潤仍未公之於眾。」

這些數字在多個層面令人擔憂。例如，不同於對MAGA, Inc.的捐款，加密貨幣資金可能來自尋求政府優惠待遇的外國公民。以中國億萬富翁孫宇晨（Justin Sun）為例，據報導他購買了價值超過9000萬美元的川普加密貨幣。根據彭博社（Bloomberg）報導，在他「開始投資川普的加密貨幣」幾個月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他的欺詐案「被擱置，等待和解談判的結果」。（雙方均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資金也可能來自外國政府。例如，《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獲得了美國最先進且嚴密保護的電腦晶片技術——而這發生在一位阿聯酋政府官員購買了該家族主要加密貨幣企業World Liberty Financial 49%的股份之後。據報導，這筆交易為川普家族帶來1.87億美元，並為與川普的中東特使Steve Witkoff家族有關聯的實體帶來3100萬美元。

然而，認為這種趨勢始於且止於總統，或是僅限於某一政黨，都是錯誤的。

其他總統也曾爭取億萬富翁的競選捐款。與喬·拜登（Joe Biden）2020年總統競選相關的主要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在2020年的籌款額遠超川普，且兩黨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都增加了對最大捐贈者（捐款500萬美元或以上者）的依賴。兩黨也越來越依賴來自未披露來源的「黑錢」，2024年總統選舉中大部分黑錢支出用於支持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長期以來，兩黨的富有捐贈者都在塑造政府政策。例如，在1875年至1885年間，一家黃金時代（Gilded Age）的鐵路公司每年花費約50萬美元（相當於今日約1500萬美元）來討好政府官員。

川普也並非獨佔自肥行為，這個問題不僅限於行政部門。兩黨的國會議員似乎都利用其獲得重要非公開資訊的機會從股票交易中獲利。最高法院大法官接受了與法院有業務往來者的奢華禮物。

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糾葛中很少有明確違法的。

如今私人財富與政治權力的融合，部分源於半世紀以來許多人認為的最高法院誤導性判決。其中最著名的裁決是《公民聯合組織》（Citizens United），該裁決推翻了對企業獨立競選支出的長期限制，並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鋪平了道路。

競選財務規則的崩潰，加上黃金時代普遍存在的高層自肥行為復甦，當時賄賂和貪污很常見，企業利用其財富獲得壟斷地位、政府補貼和其他利益。

與過去一樣，現在的問題是誰將為美國人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包括承諾在政府三大部門中杜絕自肥行為。這應該從憲法修正案開始，以恢復先前被最高法院廢除的合理競選財務限制。還必須包括限制總統的赦免權以防止對政治盟友的優待、絕對禁止尋求獲得合約的大型政府承包商進行政治支出，以及取消國會議員的股票交易等改革。所有這些都需要國會採取果斷行動，別無選擇。

要讓像我們這樣的代議民主制發揮作用，公民必須有信心透過投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有機會將他們的優先事項轉化為政府政策。太多美國人已經失去了這種信心，他們認為政府高層普遍存在的腐敗是主要原因之一。但腐敗之後進行改革的循環是美國歷史的持久特徵。

新一輪雄心勃勃的改革早已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