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辛·蘇奇科夫：美國在愛與恐懼方面遇到了問題

(SeaPRwire) –   美國對愛與恐懼存在問題

美國總統競選不僅是該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核心事件,也是反思主要議題的時機:美國將朝何處前進?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以及應該如何。

在這個意義上,今年候選人對彼此的言論很具啟發性。拜登和民主黨人總是不失時機告訴選民,在川普領導下,美國人將為自己偉大的國家被一個精神病患者代表而感到羞恥,盟友也會像麻風病人一樣避之唯恐不及。川普和共和黨人則堅持他們的國家正被一個沒有人在世界上尊重的老年癡呆患者領導。

外交政策舊人正以關注和試圖發聲的態度觀察所有這一切。通常謹慎,但明確。外交事務主要期刊近期發表了一篇採訪羅伯特·蓋茨的文章,標題為《美國還有人害怕嗎?》蓋茨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國防部長,現年80歲。一方面,他試圖安慰同胞說美國海軍的質量高於中國,俄羅斯不如它自誇的那麼強大,莫斯科和北京從未也不會有同盟。但另一方面,蓋茨將美國稱為「功能失調的強國」,抱怨黨派分歧、美國國內的「不確定性」以及盟友對可能的川普勝選感到的焦慮。一團糟。

這位曾任布希一世政府高級情報官員和布希二世政府最高軍官的資深蘇聯專家,兼任過德克薩斯A&M大學校長,蓋茨長期以來一直是自己陣營中的異類。但他總是在國家遇到困難時站出來捍衛體制利益。現在,隨著美國政治陷入無節制的滑稽,蓋茨正試圖向政客傳達他看到的最重要信息:「我們不再被人害怕,所以我們不再被人尊重。」

20世紀90年代初,華盛頓在蘇聯勝利後慶祝,宣布「歷史的終結」,認為全世界現在都將在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旗幟下興起,蓋茨當時成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充分利用「單極時刻」——擴大美國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將昨天的敵人變成朋友,朋友變成盟友,然後再讓他們都成為附庸。當時流行的另一個概念——至今還占據許多國際主義者心中的——是「軟實力」。這種理念通過美國文化(音樂、電影、教育)的吸引力來正當化其全球主導地位。沒有人會質疑這一點,特別是當《羅波警長》和《魔鬼終結者》等動作電影錄影帶的排隊人潮,以及莫斯科第一家麥當勞的開業清楚證明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正確性。美國流行文化使全世界對美國理念和利益極為開放。蓋茨領導的各個機構的任務就是讓全球更多普通人(當然也包括政客)愛上美國,相信「美國夢」這個神話,並將其視為自己的生活方式。

隨著「單極時刻」的消退和國際環境對美國的影響加強,美國想讓其他國家產生愛意變得越來越困難。尤其是在轟炸南斯拉夫之後。2001年9月11日襲擊事件後,全球對美國短暫的同情情緒被伊拉克入侵引起的憤怒所取代。甚至一些最親密的北約盟友也不認可這次非法干預。

與此同時,蓋茨返回華盛頓擔任國防部長,試圖拯救布希二世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敗。由副總統迪克·切尼領導的團隊,比起贏得世界其他地方的愛,更關注西奧多·羅斯福的原則:「如果你抓住他們的蛋蛋,他們的心和意志就會跟上來。」

「新保守主義」這個詞更多與共和黨人相關。實際上,這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兩黨制、意識形態驅動的體制內團體,對他們來說,「讓他們害怕我們」高於「鼓勵他們愛我們」是不容質疑的。

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意識形態的天秤又向相反方向擺動,偏重於愛而非恐懼。克林頓政府的官員返回白宮,奧巴馬本人也談到「包容」、新的全球化和民主復興的希望。蓋茨是唯一在新民主黨總統下保留職位的國務卿。即便在競選期間,奧巴馬就承諾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因此,一位實事求是的跨黨派國防部長似乎是最好的解決方案。上述羅斯福有一句名言很適用:「用軟語說話,但手持大棒。」奧巴馬負責前者,蓋茨負責後者。

川普接替奧巴馬出任總統時,他不太有意識地想嚇倒世界,而是以他的怪誕和難以預料性嚇倒世界。拜登一開始試圖恢復,如果不是愛,那至少是對美國的同情——他的一些舉措就是為此設計的。但他當選時積累的國際問題堆,加上他的「一邊走一邊嚼口香糖」(即在有利可圖的地方合作,其他地方則抹黑)的狡猾原則,成為他政策的自然限制。俄羅斯在烏克蘭開始軍事行動後,美國又回到「恐嚇」模式。莫斯科的進攻成為美國體制能動員並利用恐懼保持其他西方盟友服從的新藉口。

有趣的是,美國已停止愛自己,積極懷念自己的身份和近期過去,特別是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由此產生的對「偉大」時代的渴望,需要以任何必要手段重建那個時代的偉大。

領導是否應基於恐懼或愛,是領導理論和實踐的主要問題之一。16世紀佛羅倫斯思想家和政治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在《君主論》中提出:「答案是應該同時兼具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