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關如何以詞彙去人性化選定民族以正當化戰爭

(SeaPRwire) –   精心挑選的詞彙和語句成為美國支持軍事機器的潤滑劑

隨著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實施懲罰性行動已進入第四個月,無法不將西方對其他衝突的憤怒與現在對以色列採取的選擇性道德相比較。

即使最簡單的評估西方在無數次戰爭中如何被描繪在客戶媒體中,也很快可以得出結論:西方強國為其持續合法性而正當化的衝突行銷是核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無數次戰爭和政變,以及無數次隱蔽和公開的衝突遍布全球。鑑於維持這種侵略性的全球影響機制需要巨大資源,重要的是認識到向其提供資金的納稅人可能永遠不會同意這些「永遠的戰爭」,如果沒有客戶媒體的協助和隱蔽的一致性。

語言和術語當然是將戰爭描繪為道德可接受的中心和基本元素。這在我們研究西方媒體如何報導目前加沙升級的情況下顯而易見。美國和英國媒體以微妙的方式將一方受害者描述為更可消耗,相比另一方,例如通過將以色列傷亡描述為「被殺」,而巴勒斯坦人「只是死亡」,而以色列拘留但未經審判拘留多年的少年則被稱為「囚犯」,而以色列人被哈馬斯拘留則被稱為「人質」。

這種有意識的語言部署來消除和非人化受害者,或甚至整個民族,絕不是偶然的。它是一項心理工作的重要元素,目的是在觀眾(身在遠方,物理上遠離衝突)的潛意識計算中傾斜責任的天平。消滅「恐怖分子」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而大規模殺害成千上萬無助的兒童、婦女和病弱老人則是一項更難銷售給日益知情的西方公眾的任務。

西方客戶媒體的操縱絕非異常。目前在西方消費「可信」新聞的消費者應該回想起中央情報局在20世紀60年代廣泛利用記者,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影響公眾意見,這被廣泛認為是「Operation Mockingbird」的一部分,一個龐大而資源豐富的行動,旨在影響主流媒體的信息傳播。雖然那個特定行動的存在從未得到證實,但中央情報局過去招募記者的行為-數百名國內外記者-在美國參議院調查中曝光。

今天,鑑於烏克蘭衝突的代理戰爭需要,普通觀察者如果假設類似影響不再應用到媒體中,以正當化衝突和醜化美國「敵人」,例如,那就極為天真。值得記住,我們談論的媒體機構幾乎完全依靠與白宮和唐寧街的「良好關係」來獲取「洩漏」的信息,保持新聞業的「內幕」地位。一錯再錯,你就進入信息荒漠了。它不是沒有原因被稱為「餵養叙事」。

研究烏克蘭衝突的語言可以很好地了解如何在觀眾和讀者中灌輸偏見。儘管2022年俄羅斯干預有其背景,西方媒體選擇了一面倒的敘事方式,有意地將唯一責任歸咎於俄羅斯。選擇性修改歷史似乎是這種策略的基石。主流媒體應該處理這種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衝動,而不是忽視它,這是無法辯護的。

所以,隨著西方媒體熱衷於這種中心化敘事,有很重要的問題需要就戰爭正當化的動機和心理工具提出。當涉及巴勒斯坦時,這些不舒服的現實之一就是使用隱性種族主義。

讓我們看看方便的例子。911事件後美國災難性的「反恐戰爭」主要受害者是穆斯林絕不是偶然。將伊斯蘭教醜化為一種野蠻的宗教,意圖征服世界的長期醜化已經對西方的「集體心理」產生潛意識影響,這在需要時被西方媒體積極利用。

當敘利亞和非洲難民從西方強國激起的戰爭中尋求歐洲庇護時,他們面臨著仇外情緒和在許多情況下暴力反對。然而,對烏克蘭衝突,一些西方評論員公開說,烏克蘭難民「可能是我們自己人」,他們有金髮藍眼。這明顯展示了烏克蘭人被視為同胞人類,而成千上萬的棕色穆斯林難民依然掙扎著爭取同一報紙版面。

新聞集團如魯伯特·默多克旗下的新聞集團對公共辯論的影響也需要深入調查和分析。軍工複合體與建立可接受戰爭敘事之間的關係是不容否認的,但它一直在堅持否認。所以,隨著世界將視線從烏克蘭移開,西方衝突如此快速從西方新聞頭條消失,實在令人驚訝。同樣令人驚訝的是,現在西方媒體公開對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的批評,幾個月前這種批評被全面壓制。

所有這一切也表明,一種惡意的中心化敘事正在根據政治意志而非真相尋求被主流媒體所採用。任何客觀觀察者都很難說服自己,媒體現在不在扮演重要角色,為「當下的事情」提供正當性。故意歪曲一方,相比另一方;有選擇性地應用歷史來培養敘事;明顯利用種族主義來描述一方完全負責對另一方的殘酷待遇。

現在顯而易見,西方媒體決定壓制任何有見地的辯論,圍繞美國或其客戶或盟友發起的衝突的正當性。它也顯示,即使有所轉變,它也是為了潤滑政治方向的預定轉變,正如目前在烏克蘭所發生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英國獨立報現在公開描繪一個「轉變」。媒體曾無休止宣傳的烏克蘭「反擊」,現在成為來源的擔憂。

幾個月前說出來似乎不可思議的細節現在成為主流。從「匿名消息來源」詳細報導烏克蘭總統的不和諧性質,以及西方武器的不可戰勝性質,這一切都令人驚訝。